狗仔隊

　　□徐瓊 成都
　　河南桐柏教師楊士付性侵學生案因縣政府缺錢拒賠再起波瀾。“嫌犯的賠償microSD沒到位，縣政府、教育局也一直說沒錢。”兒童維權公益人士李女士遞交申請，要求桐柏縣政府公開“三公經費”，“你不是沒錢嗎，看看你三公經費是怎麼花的？”未獲回覆，遂向南陽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議。
　　公開“三公”話題正熱，但與教師性侵女童案，並無關聯的兩件事以一種意想不到的邏輯走到一起，還真是稀奇。其實，在責任尚不明確之前，討論政府賠償有些操之過急。針對兒童的傷害如此“罪大惡極”，以至於對罪犯的懲處難以撫慰公眾。除了罪犯，還有人新竹買房該為傷害負責，可那尋找責任人的路途不平且遠，性急的人們沒有耐性。具體到刑事案件的民事賠償，當罪犯個人賠償能力遠遠不足，單位和政府就成了毋庸置疑的索賠對象。
　　比如受害女童的家長，認為教師是學校的人，歸教育部門管理，說起來就是政府的人———教師幹了壞事，不找你政府找誰？部分網友則走向另一個極端，認為教師性侵女生是個人犯罪，自當認罪伏法烤肉，政府並非全能，不能為所有公職人員的私人惡行負責，政府不該賠償，否則等於是拿納稅人的錢為私人罪行買單。
　　將問責的怒火捆綁或是迴避政府責任都失之武斷。任何潛在的罪犯、包括戀童癖如楊士付者，不會天生長著一張惡人的臉，或成天帶著一副色狼的表情。比如汽車貸款教師楊士付，在當地頗有口碑，是“有文化”“說話溫柔”“教學認真”的好人，與其暗地裡的作為反差甚大，被指為雙重人格。學校很難辨識、甄別出禽獸教師，除非真有火眼金睛這回事。
　　僅僅以單一教師的獸行向政府索賠，恐怕並不能獲得法律支持。依照《國家賠償法》，國家賠償需要滿足“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”，在“行使職權”過程中，“侵犯公民……合法權益”“造成損害的”等幾個要件。教師屬於汽車貸款廣義的公職人員，但並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；性侵女童是利用職務之便，但又與教學本身無關。
　　不能說校方和教育部門毫無責任，但責任必須細分：比如是否疏於管理，對楊在教室後部用塑料布隔出一角這樣的反常行為不加質詢；比如是否無視甚至縱容犯罪———曾經覺察到不妥、甚至發現楊的惡行卻不制止也不揭發；比如是否發現或者明知楊有戀童症並有犯罪前科，卻仍然錄用其人，變相放任狼入羊群。
　　只有明確區分責任，才能實現分別懲戒，也才能最大限度上接近正義。不過，這樣的話，恐怕不是國家賠償，而是相關部門與官員受到行政甚至刑事追究。這或許不能完全滿足受害者家屬的意願，卻是杜絕惡行、防範犯罪的有效手段。最怕一些地方傾向於拿錢了事，迴避深層次的責任追究與犯罪反思，或能短期維穩，卻不能長遠防狼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侵權責任不區分則政府賠償無意義）